《西游记》以邵雍的“一元之数”为开头，讲了天地万物生成的哲理。在第九回又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叙述，它说长安城外有一个渔翁叫张稍，一个樵夫叫李定。一天，渔樵二人各携一瓶酒在泾河岸边散步，渔翁说：
“李兄，我想那争名的，因名丧体；夺利的，为利亡身；受爵的，抱虎而眠；承恩的，袖蛇而走。算起来，不如我们水秀山青，逍遥自在，甘淡薄，随缘而过。”
樵夫表示认同，接着他俩就“水秀”好还是“山青”好进行了争论。渔翁说以“无荣无辱无烦恼”之乐，樵夫对以“逍遥四季无人管”之欢；渔翁又夸以“无忧虑”之幸，樵夫还以“无利害”之福。最后二人联诗两首，共话山水之乐。
这段文字与小说主线关系不大，在清朝版本的《西游记》中甚至还被删掉了，一般读者也只是把它们当作诗词来看，其实作者在这里复诉了邵雍的处世哲学，要想弄懂它，就得了解《渔樵问对》。
渔樵相对话山水邵雍与《渔樵问对》朱熹曾对弟子说：“康节之学，其骨髓在《皇极经世》，其花草便是诗。”当我们读完《皇极经世》后，就已经完整的接触到了邵雍的体系。《皇极经世》第一部分“元会运世”是邵雍的“经世”之学，后面的《观物内篇》则是他的义理之学，而《观物外篇》属于易数之学，最后《先天图》作为基础，贯穿于各个部分。
除了《皇极经世》以外，邵雍还有《伊川击壤集》、《无名公传》和《渔樵问对》流传于世。《伊川击壤集》里除大部分的抒情诗外，还有不少说理诗，可以作为研究邵雍道学的辅佐材料；《无名公传》类似于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，是邵雍写的一篇小自传，里面说：
“能造万物者天地也，能造天地者太极也，太极者其可得而名者乎？可得而知乎？故强名之曰‘太极’，太极者其无名之谓乎？”
这跟《老子》的“无名，为天地之始”、“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”相同，认为本体是不可名状的。但《无名公传》最后又说：
“不佞禅伯，不谀方士，不出戶庭，直游天地，家素业儒，口未尝不道儒言，身未尝不行儒行。”
俨然以儒者自居，这再次说明杂儒道为一是邵雍体系的特点，他说“老子得《易》之体，孟子的《易》之用”，言外之意便是“以道为体，以儒为用”了。
黄百家编《宋元学案》时，认为《渔樵问对》非邵雍所作，而是邵伯温得家学以附益之，并说这篇文字显得“肤浅”。不过黄百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《渔樵问对》是邵伯温的作品，他先是主观的觉得这篇文字“肤浅”，然后再推断说邵雍水平那么高，不可能写出这么“肤浅”的作品，因此这本书是“伪书”。可是，所谓的“肤浅”，只是他自己的主观看法而已，并不等于现实，这种逻辑毛病也常常在民国考证大师们身上发作，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，而是从主观偏好出发。
朱熹曾说：“康节《渔樵问对》、《无名公序》与一两篇书，次第将来刊成一集。”这说明朱熹认可《渔樵问对》是邵雍的作品，这篇文字通过渔者与樵者的问答形式，较为通俗的阐述哲理，应算是邵雍道学中最容易理解的部分了。全文杂糅了《伊川击壤集》的序和《观物篇》的内容，可能是邵雍晚年一以贯之的作品，我们只取没讲过的地方来说。
《渔樵问对》利害关系不可分离，无处不在《渔樵问对》的开头，樵者问渔者，鱼贪饵之利而受害，人贪钓之利为什么却能蒙利？既然大家都是为利而动，结果为何不同？
渔者于是进行了辨析，说：“子知其小，未知其大。”
樵者把利害关系简单的对立了起来，故而没有看到，对于鱼来说，吃到饵是利，被钓上钩是害。可是，假如鱼整天都找不到食物吃，那么这样的害不是更大吗？相比于饿死，冒险吃饵的害处不是要小些吗？对于人来说，钓到鱼是利，吃鱼也是利，似乎钓鱼有利而无害。可是，如果人整天都在钓鱼，却一条也钓不到，又没时间去干其他的营生，没有收入，这不也是大害吗？假如还要冒险出海捕捞的话，害就更大了。因此，钓鱼就像吃饵一样，得冒着受害的危险去钓。利害关系不可分离，无处不在。故云：
“鱼利乎水，人利乎陆，水与陆异，其利一也；鱼害乎饵，人害乎财，饵与财异，其害一也。又何必分乎彼此哉！”
利与害属于“同出而异名”者，它们既对立又统一。鱼之利害寄于饵，人之利害寄于财。鱼如果不与人争饵，怎么会受害？散户如果不与庄家争财，害又从何而来？故知，争是从利转化为害的中介，所以《老子》说：“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”财富其实是靠创造出来的，并不是靠争取而夺得的。夺得之物，岂能长保乎？
反过来，让是从害转化为利的中介，人相向而行，左右相让，则畅通无阻；鱼倏忽水中，先后有序，则能鱼贯而行。因此，邵雍说：
“夫义者，让之本也；利者，争之端也。让则有仁，争则有害。仁与害，何相去之远也！”
让不仅将害转化为利，而且还得仁；而争如果只是为了利，就可能害义。孟子见梁惠王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世人皆笑其迂腐，可是义乃是利的基础，只有义才能让，进而使害转化为利。
相反，如果只追求利，而不讲义，那么父子跟路人就没有什么区别，都只是利益关系而已。更糟的情况是臣为利而弑君、子
为利而弑父，故邵雍曰：“利不以义，则臣弑其君者有焉，子弑其父者有焉。”追求利益一定要基于道义。
这便是《渔樵问对》里的义利之辨。
“有利”并不等于“有用”樵者又问，鱼得烹饪之后才能吃，这是不是说明自己的木柴对渔者有用？如果没有木柴，鱼是否因不能吃而无用？
对此，渔者回答说：“子知子之薪，能济吾之鱼，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。”木柴对于鱼的用处不在于它本身，而在于火，假使木柴因淋湿而不能生火，那么它对于烹饪也就从有用转化成了无用。因此，木柴是“体”，火才是“用”。
火依附于燃料之上，燃料得火才有用，火得燃料才有体；水无形无状，以浸润为用，浸润以水为体。因此，火属于用，水属于体，火可以使邻近的水变热，水却不能够使邻近的火变冷，这是因为体用有别的缘故。所以说，有体必有用，但是体不等于用，用也不等于体。
世人都认为有利就会有用，而被人利用就是受害，因此“用生于利，体生于害。”但是我们已经论证过，利与害是不可分离的，故而体与用也不能分开。世人愚钝，没有弄明白有体必有用的道理，因而才执着于“有用”跟“无用”之间的对立，看不到它们的统一，故而误以为某些事物一无是处。
《老子》曰：“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人们执着于有形有状之物，认为它们于己有利，就如樵夫执着于木柴一样；可是如果没有无形无状之物，没有火，那么有利的木柴也就没有用处。盘子的外表再精致，如果不是空心，就不能装东西；房子的外墙再华丽，如果没有内部空间，也不能住人。人们在盲目逐利的时候，是否也应该想一想：这对于自己有没有用？
“名”与“实”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樵者出柴，渔者出鱼，二人烹鱼而食，之后在伊水边散步，讨论《周易》。这部分的内容与《观物内篇》一样，因此我们略过不谈。
之后他们又谈论了名实问题，渔者说：
“夫名也者，实之客也；利也者，害之主也。名生于不足，利丧于有余，实丧不足。此理之常也。”
购买专栏解锁剩余30%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