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向黎（图源：北京日报副刊）
文
潘向黎
文学博士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。
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穿心莲》、短篇小说集《白水青菜》等
周末长文字。读完此文许久可以不用再读泉州了，因为此篇“营养”实在太充足了。
泉州，泉州
回泉州了。回故乡的感觉，首先是听觉的。耳朵灌进了久违的乡音，首先竟是微微的刺痛，像塞进了苍耳一类带有茸毛软刺的小球球，刺痛伴随着微痒，还有酥麻，继而，转为一种由弱而强的抚慰。不知为什么，鼻子就会发酸，表面上维持着不动声色，心里翻腾起了一种带着委屈的温暖，或者说带着温暖的委屈，仿佛有一个在心的角落蜷缩着身子的小孩子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声喊：“人家一个人，等了这么久！”听到乡音，才深切明白自己平时的身份或者说处境，原来是一个游子，在现在生活的城市，再怎么安居乐业，或者熬成也无风雨也无晴，终究是一个异乡人。是的，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始终是一个异乡人。
回到家乡，得到抚慰的，其次是视觉。蓝天白云下，红砖红墙和浓绿的树冠照样鲜明，合欢花、三角梅、刺桐花、凤凰花、凌霄花、月季花……将殷红、朱红、紫红、橙红、粉红、玫红，毫不吝啬地泼洒得到处都是，像久别重逢、掏心掏肺的热情。
味觉。蚵仔煎，鸡卷，面线糊（钟楼下那个老伯开的那家最好吃），肉粽（钟楼下那个老婆婆家的最好吃），绿豆饼（当然是正泉茂的啦，而且要当天出品的，好几次，表哥送来都说，还是热的呢），贡糖（对需要控制体重的人，这款美味太“反社会”啦），各种蟹，各种鱼，各种蛤，各种螺，还有各种糕点，其中有我最爱的碗糕……
听觉、视觉、味觉被抚慰的全过程，心理的满足也伴随始终，但心理更主要的满足来自与亲人的见面。家族的全盛期大概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吧，之后，长辈们渐渐衰老了，平辈们出国走了好几家，再后来，回家一次黯然一次：上次回来，还住在二姨家呢，这次已经见不到二姨了；上次回来，二姨虽然走了，至少大姨还在，这次连大姨也不在了。这是时光。这位公正的主宰，馈赠我无数宝物、无数美好，也淡然地剥夺了曾经有过的许多欢乐和温暖。
我以为我的返乡，大概就是重复失落与寻觅，伤感与珍惜的主题了。但是，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密码，地缘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密码，埋在生命的深处隐密的角落，自己也长久浑然不觉，但是密码是在那里的，时间的齿轮转动，到某一天某一时刻，机缘的火花掠过，那个密码像烟花一样被点燃，喷发出满天惊奇和感慨。
对我来说，已经发现的密码有：大海、泉州港。
生活在泉州和上海，说起来都是在海边，但其实生活里很少感觉到海的存在，一方面不是随时看得见海，另一方面是即使看到了，那个颜色也和心目中的蔚蓝相去太远，以至于从未发出任何赞叹。黄浊的、不能让人赞叹的海，还算是海吗？因此，我这个理论上在海边长大、在海边生活的人，对大海怀着永远的乡愁。在日本的旅行，饱看太平洋，成了最大的收获。太平洋，真是“洋”啊，看得物我两忘，看得心满意足。
图源：陈陈
但，虽然就生在泉州，小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泉州曾经的繁华和荣光，即使在长辈们的口中也很少听说。“却顾所来径，苍茫横翠微。”对家乡的历史，有多少人真正清楚？对自己的生命的源头，有多少人真正了然于心？
这次采风，我的心情和任何一次采风都不一样，好像面对一个祖先留下的洞窟，热切盼望又不无忐忑，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钥匙，开启洞窟之门，我们走了进去，面对无数宝藏，目瞪口呆，目眩神迷。
有时候开玩笑，我会自称“南蛮子”（这是清朝满人对南方汉人的蔑称），但其实我们这些“南蛮子”，都是宋代以后从中原迁徙到福建的，福建最早的原住民，是闽越族。
图源：猫饼制造
闽越族是古代东方少数民族之一，以福建为主要居住地。闽越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与海，因此他们善于造船，很早就开始航海，并且和日本、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。船棺葬、蛇图腾崇拜、纹身、鸡卜等带神秘色彩的民俗，其实都与水上活动密切相关。比如纹身，就是长年在海边生活的他们，用它避蛟龙之害。
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看到的外形似鸟的船，是在别处从未见过的，这些造型奇异的船默默验证着历史上关于福建人的记载：“……处溪谷之间，篁竹之中，习于水斗，便于用舟（《汉书》）。”“（闽越人）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。往若飘风，去则难从（《越绝书》）。”
以船为车，以海为路，在海上自如往来，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。考古发现，在秦汉时期，福建已经使用燃烧香料木的香熏了，而这些香料木，正是从东南亚、南亚诸国舶来的。舶来品，“舶”，航海大船也。一个舶字，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：进口货，最早都是从海路上来的。而纹身的习俗，到了宋元时代大放光彩，泉州纹身的技艺非常出名，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纹身。马可·波罗就说，有许多印度富人到刺桐城（泉州古称）来纹身。元朝的《岛夷志略》中载：“（外国）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，罄其资囊，以文其身。”这狂热与今天的嗜美一族斥巨资赴韩国整容、去欧洲注射美容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“云山百越路，市井十洲人。执玉来朝远，还珠入贡频（唐·包何《送李使君赴泉州》）。”“秋来海有幽都雁，船到城添外国人（唐·薛能诗）。”唐朝不愧叫作“盛唐”，民族交融带来的健旺血气、泱泱大国的自信心态，使得中国真正是个开放、自由而强盛的国度。在唐朝，今天被称之为“小小的”的泉州，成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。五代时留从效扩泉州城，“重加版筑，旁植刺桐环绕”，俏丽浓妍的刺桐花从此在泉州处处盛开，泉州“刺桐为城”，泉州港也以“刺桐”的音译“Zaitun”闻名海外。
上苍何意，为什么是泉州——刺桐？
地理上是因为南方沿海多山，山地使沿海和内陆交通不便，加上当时的地方诸侯也需要海外资源来支持地方经济和自己的权威，于是自然而然转向海路的开拓。唐中后期，陆上的丝绸之路因战乱而阻断，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应运而生。“若欲船泛外国买卖，则自泉州便可出洋。”这是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明晰的记录。
北宋初年，泉州已经是全国三大海港之一了，到中期，成为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港，北宋末年南宋初，已经和广州并驾齐驱。元代，“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（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语）。”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，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。
季风也是泉州的好朋友。秦汉起，东南沿海已经利用风帆和季风出海。唐宋两代，对季风的了解渐渐深入，利用得日益娴熟——“船舶去以十一月，十二月，就北风；来以五月、六月，就南风（朱彧《萍洲可谈》）。”即：东南亚太平洋航线和南亚印度洋航线，利用太平洋、印度洋夏季所吹的东南风和冬季所刮的西北风。王十朋诗谓：“北风航海南风回，远物来输商贾乐。”也是当时人娴熟利用季风的明证。而今天泉州尚存的九日山祈风石刻，就是当时泉州地区祈神保佑出海顺风的官方典礼的遗迹。
当地造船业发达。闽越人自古善造船，而且在原料方面也占尽地利——“南方木性与水相宜，故海舟以福建为上，广东、西船次之，温、明船又次之（宋人吕颐浩《忠穆集》卷二《舟楫之利》）。”宋元时代，泉州造船业空前兴盛，《太平寰宇记》甚至将“海舶”列入泉州特产，可见其盛况。海船作为一个地方的特产，实在超乎想象。我的脑海里闪过，在牡蛎干、紫菜和绿豆饼的队列后面，突然出现几艘巨大的海船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但是，这项吃不进嘴，也送不了朋友的特产，本事和名气都十分了得，而且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常识——“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异域（宋·谢履《泉南歌》）。”
这两句诗，现在就镌刻在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进门的柱子上。就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和那艘著名的南宋古船劈头相逢。在浅蓝色池子内，多年前的古船静默矗立，气势摄人，似乎在等待船长一声呼唤，船员们马上起铁锚、扬篾帆，就可以乘风破浪，驶向远海。一个对泉州的历史始终缺乏实感的泉州人，实在很难用语言描摹那一刻的心理感受，好像过去的整个刺桐港，我从来不曾见过，连在梦里也不曾出现的古泉州，突然从水底浮了出来，飞升起来，出现在我面前。活生生的，气势磅礴。
这艘古沉船残长24.2米，残宽9.15米，复原后长达34米、宽11米，排水量近吨，载重吨——这在当时不算特别大的，大概只能算中等，但已经相当于唐代“陆上丝绸之路”多头骆驼的总运量了。因此随着贸易量的增大，品种的增多，对运输成本的考量日益重要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：海船优于骆驼，海路便于陆路，因此，即使陆地上没有发生战乱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优势也会日益显现出来。
看完大小，再看船型，这是一艘首部尖、尾部宽、船身扁阔、船底削尖，呈V字型的海船。这就是当时代表世界造船最高水平的“福船”的典型。这种“上平如衡，下侧如刀”的船型设计，兼顾了稳定性、快速性、耐波性和加工工艺等多项性能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艘古船采取水密隔仓技术，即用隔舱板将古船舱体分成13个独立舱区。远洋航行中，即使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，也不会影响其他舱区。后来这一技术被马可·波罗介绍到西方，水密隔舱技术逐渐被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普遍采用。
泉州宋船数字化轮廓图（海交馆）
船仓里发现的各种香料，令人惊叹它们在水底沉睡了几百年，依然安然无恙，而当时船上的人估计大多未能从那场海难中逃脱。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，远远比没有灵性的货物脆弱，思之令人悲凄。但那些造船的人，行船的人，他们的智慧和勇气，依然通过古船传递到了今天。小时候，我们在开元寺跑出跑进，没有在意大雄宝殿两侧的那副对联：“此地古称佛国，满街都是圣人。”现在想来，“圣人”不仅仅指那些大儒名士、得道高僧，也应该包括各行各业的手工匠人，和这样航海的商人和船员。他们也许迫于生计，也许心怀理想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的奋斗精神、惊人毅力和过人技艺，已经使他们超凡入圣。正是他们，使泉州港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最重要的起点，和这条美丽航线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。他们，还没有资格被称作“圣人”吗？
这个“满街都是圣人”的城市，这个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名港，在她的全盛期，和近百个国家互通海上贸易，东至日本，南到南海诸国，西达波斯、阿拉伯、东非，以我们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和各种日用品，去换回异域的香料、药物和珠宝。在海上流动的不只是货物，还有人。阿拉伯人以他们对海洋的热情纷纷来到中国，带来了不同的宗教、文化和商业传统；中国沿海的人也纷纷下南洋，泉州因此成为中国重要的侨乡和华人华侨主要祖籍地。这一点，我有深切的体会。几年前，我参加中国作协访问团去东南亚，在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，发现那里的华人作家主要都用闽南话在交流。我忍不住也用家乡话和他们聊起来，结果，有一位当地的作家说：“你确实是咱泉州人，你的泉州话是鲤城区口音的。”我惊喜地说：“是啊，我是东街南俊巷的。”他缓缓地用无比地道的泉州话沉吟：“南俊巷，对，在承天巷边上。”那些我家乡的先贤，那些敢于冒海禁闯天下的平民百姓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，借着季风，乘着洋流，按照梦的指引或者神的启示，沿着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播撒出去，在远处的岸上扎根，抽枝散叶。
我的三伯父潘曙澜先生，便是那些蒲公英先人的追随者，他大约在１９３６年下南洋，到了吕宋一家木材行当学徒，经过了我未必能够想象的艰苦奋斗，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木材行，于是给爷爷奶奶固定地寄钱，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父亲的家庭出身并不常见，在其他省份甚至会显得奇怪——“华侨工商业”，就是因为主要生活来源来自海外。当我父亲在政治、经济、家庭变故的几种困境中，奋力考上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之后，面临的却是没钱上大学的压力，求生和求学的愿望驱使他给在马尼拉的三哥写了求助的信，信寄出去以后，他非常忐忑，几乎几夜白头，终于三伯的电报来了：支持上大学。当然，这不是一句空话，一切费用就要由这个哥哥来承担了。一个心比天高、天份也高而命运多舛的少年就此冲出了大山和愚昧、暴力的重重包围，来到了上海，迎来了属于他人生的阶段性的海阔天空。我们全家自然一直都感念三伯的爱心、担当和慷慨。但今天想来，要感念的还不止三伯一个人，若没有那些有勇有谋的先人闯出了这条路，若没有让人可以勤劳致富的南洋，那我父亲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写。简单一点说，如果没有海上的这条路，父亲的困境会演变成灭顶之灾，世界上根本不会有我这个人，侥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此刻以一个泉州人的身份为泉州和大海奋笔疾书，眼中噙着感怀身世和知恩难报的热泪。
图片：吕波
多少福建人，多少泉州人，都深深受惠于这条海上之路，这条祖先开辟、船过无痕的路，这条用生命、胆气、勇气、智慧开拓出来的路。没有这条路，哪来的侨乡？哪来的水银泻地、无孔不入的外汇？哪来的困难时期救苦救饥救急的食品、衣物、日用品、药品？我母亲的二姨，我们一群孩子都叫她二姨奶奶，早年嫁去了新加坡。但是，在十几二十年里，她对我们来说，是一个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存在，她给我母亲的整个家族不知道寄来了多少东西：面粉、饼干、糖、炒面、面干、奶粉、尼龙刷、尼龙袜，还有二手衣服，那都是她的孩子们嫌不时兴了不肯再穿的七八成新的衣服……一箱一箱，一包一包，一批一批。不但使我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少吃了许多苦，而且给整个家族带来了精神上巨大的支撑——我们有外援。
祖先的福泽，几朝几代之后，依然在庇佑着我们这些后人，而我们这些后人，是否对得起祖宗先人？我们的奋斗和成就是否无愧于他们、无愧于刺桐的光荣？在古船面前，我无言以对，百感交集。
图片：吕波
既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繁华和荣耀，却为何暗淡？何时开始消散？明初，朝廷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力量，实行海禁政策，明太祖严令：“沿海民众不得私自出海，不得私通海外诸国。”而清初，清廷为了对郑成功实行封锁，进行了更严厉的海禁，顺治十八年还下旨“迁界”，强迫离海３０里以内的人民内迁，村庄、田舍、船只，一律烧毁，制造了沿海３０里的无人地带，并严令：“片板不许下水，粒货不许越疆！”
泉州港由盛转衰，往昔的繁华有如一梦。但民间的需求不可能被扼杀，因此，海上贸易转为民间的走私性质的私商交易，并且相当活跃；同时，被海禁、迁界、倭患的几重迫害，使得沿海的民众民不聊生走投无路，许多泉州人只能挥泪离乡，冲破禁令、冒死过海，这就是明清两代大规模海外移民潮的原因。许多泉州人就此侨居海外，今天他们的子孙已经成了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公民，中国不再是他们祖国，而成了他们的祖先国。
以至于后来，“Zaitun”在西方都成了未知之地，究竟是中国何处都争论不休，直到２０世纪才由日本学者桑原骘藏重新考证出来。年，中外学者组团来到泉州考古调查，惊叹不已，泉州在世界学术界重见天日。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考察队来到泉州，认定泉州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起点，由此也认定中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这些认可，在一个泉州人听来，竟如同晚年驻锡泉州开元寺的弘一法师著名的遗言一样“悲欣交集”。
当年，泉州城，刺桐港，不需要任何认定。她的美丽、富庶、繁华、自由，她的华洋共处、八面来风、文化交融、各得其所的宏大气魄，足以证明她自己。马可·波罗在游记里这样写道：“到第五天晚上，便到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……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，大批商人云集于此，货物堆积如山，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。”比马可·波罗晚到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则说：“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，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，甚至就是最大的港口。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（船分三类，大者为艟克，中者为艚，小者为舸舸姆）约百艘，小船多得无数……该城花园很多，房舍位于花园中央。”外国人居住泉州，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习惯，也影响了泉州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性格。在泉州城里，生活安逸富足，环境美丽舒适，人们各信其信，各行其道，这是一座开放之城，自由之城，光明之城，梦幻之城。
电视纪录片《瓷路》中，对泉州市舶司遗址有浓墨重彩的描述，而这样的遗迹，在泉州仅仅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（编者注：年增补为省级文保单位），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竟然有31处（编者注：目前增至44处）：万寿寺、六胜塔、九日山祈风石刻、天后宫、开元寺、清净寺和洛阳桥……它们，都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辉煌和历史的教训——亲海则兴，禁海则衰；自由则富，禁锢则贫；开放则强盛，闭关锁国则败亡。
颜英婷
泉州的人文性格是深受海洋文明影响和渗透的。相比于占据中国主流的黄土文化的安土重迁，追求安定，以农为本，重义轻利，重儒轻商，海洋文化是蓝色的：敢于冒险，积极进取，乐观勇敢，勇于拼搏，重儒亦重商，有良好的商业头脑和讲信义的经商传统。
万历《泉州府志·风俗》中云：“濒海之民，多以鱼盐为业，而射赢牟息，转贾四方……出没于雾涛风浪中，习而安之，不惧也。”这就是海洋性格和海洋文明带来的生活方式。
写到这里，抬头看到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正在播出《铁甲舰上的男人们》，里面的主角之一尤木友跪在海边礁石上喊道：“不是那个年代了，祖宗！”连续几星期浸泡在泉州沧桑之中不能自拔的我，竟然触景生情，泫然泪下。
海洋是美丽的，无边无际的，海洋性格是心胸开阔的，自由奔放的，积极进取的，敢为人先的。黄土文明一诞生就像一个中年人，而海洋文明始终是阳光灿烂、活力四射的少年。当中国被那个中年人紧紧抱住的时候，活力就会衰减，久而久之就会虚弱，而只要挽起那个少年有力的胳膊，就会快速向前，并且在大踏步前进之中越来越血气充盈，充满力量。
大海无言，有如忍耐；大海依旧蔚蓝，正如希望永恒。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这个大词字字千钧，不是轻易可以重提的，祖先注视着我们，明天注视着今天。
图片：吕波
本文选编自《开放与守望——文学名家看泉州》一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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