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老知青家园更成都、关爱知青、腾讯视频
从身价数十亿到负债一个亿，樊建川经历了什么？
更成都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说：
「房地产富豪多得很，但败家子只有一个。」这个人，非樊建川不可。樊建川出生军人世家，其父樊忠义曾加入八路军，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数十载，从一名小兵升任为炮兵连长，养成了绝不服输的血性。（樊建川四五岁时的全家福）父亲的性格深深影响着樊建川，「小时候我爸每次回家都问我：儿子，今天打架打赢没得？如果我说打赢了，他就很高兴。如果我没打赢，他就要生气，还要教我怎么才能打赢。」（樊建川在内蒙古当兵）
年樊建川开始了军旅生涯，年他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，毕业后在重庆三军医大做了老师，一干就是八年。在所有人眼中稳定又待遇好的老师职业，樊建川却觉得无聊。年，他把自己折腾到了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，当起了官，仕途顺遂，短短四年就被提拔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，这可扬眉吐气了，亲朋和同事都觉得「建川前途无量啊」。就在即将被提拔为市长的节骨眼，樊建川提出了辞职，原因令人啼笑皆非，「我当官每个月工资元，工资太低了，根本买不起收藏品，那时候我老婆都在说：建川啊，家里存款只有元了，你少买一点吧。我就想：不行，我要去挣钱！」（樊建川在宜宾）（樊建川向领导汇报工作）
年樊建川辞职了，从宜宾来到成都，成立了建川实业，干起了房地产开发，短短七八年，他成了大老板，从7年连续四年，他的名字都出现在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，身价超过20亿。挣了钱，樊建川的收藏心更大了，因为成长环境和个人经历，他对抗战文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「抗战死了多万中国军人，大部分人死了，连名字都没有。四川军阀刘湘曾说了一段话：『作为一个军人，这么多年一直在打内战，是我们军队的耻辱，现在我们要去和日本人打仗，以日本人的血来洗清我们旧军人的耻辱』于是，30万川军出川抗战去了，这一去，基本有去无回。」樊建川开始辗转全国甚至全球各地，收集抗战文物，光是手写档案他就囤了多吨，家书万封。后来他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买下一块地，筹划建一个博物馆群落。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，5年8月15日建川博物馆正式开馆。「当年觉得自己钱多得用不完，建了博物馆之后才晓得，太费钱了！一件文物几十万是常事儿，最多的时候我身上的贷款有一个亿，我现在还在想办法挣点钱，还款，讲课、出书甚至出专辑都是为了挣钱，最艰难的时候还卖过字。」现在，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有30多座博物馆，分为抗战、民俗、红色年代、抗震救灾四大系列，拥有藏品余万件，国家一级文物件，估值超过80亿元。「我爹说，人一辈子只有两样东西，命和背包命是拿来拼的，上了战场就要拼命，背包是拿来舍弃的，里面装着再珍贵的家当，到了上战场的时候，也要舍得扔。80个亿多不多？我觉得，就和父亲的背包一样。」命是拿来拼的，上了战场就要拼命，背包是拿来舍弃的，里面装着再珍贵的家当，到了上战场的时候，也要舍得扔。80个亿多不多？我觉得，就和父亲的背包一样。」年他在重庆又筹建了建川博物馆，已开放了八个场馆，第九个场馆「我们走在大路上」也在今年国庆节前正式与民众见面。这是新中国70年民间记忆的展馆，展示了中国不同阶段取得的成就，「年80%中国人都是文盲，如今的变化有目共睹，七十年来自不易，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生活。接送小孩、吃回锅肉、跳广场舞的日子，看似平凡又平淡，却实属不易。」从5年到年，建川博物馆从无到有，从一个到40余个，从默默无闻到估值80亿，从被嘲讽「圈钱」到「捐给国家」引人敬佩，樊建川始终没有放弃初心，无论别人怎么评价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建够座馆！「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新中国百年华诞的时候，建成座馆，献给国家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睡着了都能笑醒，那时候我大概93岁吧，希望自己能活到那个时候！」樊建川讲述知青经历：
回锅肉之歌
——樊建川在农村插队时的故事
樊建川：当知青的味道口述：樊建川记述：李晋西我的房东“幺补锅”
年7月，从山东回宜宾几天后就下乡了。下乡地是宜宾县日成公社五一大队嘴上生产队。生产队距县城有几十里，当时没有公路，我是走路去的。到第二年年底，我当兵离开，我在农村差不多待了一年半。
樊建川（后排右）与其他知青
我一直住在农民李国成家。他有五个孩子，加上他妻子，他父亲，共八口人。当时插队知青都愿单住知青房，自己开伙。为什么我要住在他家里呢？不想做饭，做饭太麻烦了。刚开始做了儿天，还是感觉太恼火。我住的房子是他们家搭的偏棚，我住的这头，最低的一边有一米二，放床那一边高一点，房里还放了一口棺材，是为李国成父亲预备的。另外一头喂猪，中问虽有竹片糊上黄泥的墙，但猪的气味一直有。我刚到的那天做什么活呢？到田里找黄泥巴补墙，因为偏棚的墙，泥巴都掉了，完全透风。
李国成的父亲李幺老爷，是远近百里的传奇人物，在当地很有名气，很受尊重。传说他会念咒语，比如谁长了一个疮，他指着疮念咒语，会把疮念下去。周围几十里的人如果在钓鱼，看见他就不钓了，因为他会念放生咒。他会画符，在盘里画了后，把水喝了。李么老爷告诉我，高处来的蛇有来历，神物。低处的呢，无所谓，俗物。有次吃饭，梁上现蛇，他立即闭眼念念有词，依稀听得有“列祖列宗”字音。李幺老爷会补锅，把铁化成铁水补。补锅是他的职业，几十里地都叫他幺补锅。我住在他家里，农民就说，哦，那个知青就住在幺补锅家里。
李幺老爷真正厉害的是武艺高强，名气很大，是武术世家。他还会民间杂技耍狮子、上刀山(刀捆成梯子)等。到了春节他就会表演，光着脚走在刀上。他还有很多徒弟，一起表演，三张桌子架得很高，上边还架个板凳，在板凳上倒立，翻跟头。所以，他就是乡间的一个舞狮者，一个补祸的手艺人，一个巫师，一个兽医——他会骟猪，骟鸡。
我在他们家搭伙，他们吃什么，我吃什么。他们对我特别好，在粮食紧张的时候，自己吃稀饭，让我吃干饭。吃肉的时候，会把肉悄悄藏在我的碗底下，因为家里孩子多，怕我吃不到。我刚下乡干活时，锄头把脚铲了，他们用药给我包扎；割水稻时，我不注意把手指甲割掉了三分之一，也是他们治的；挑担子久了后，肩膀磨破化脓了，也是他们把脓挤出来，给我包扎的。我在他们家得到很多照顾。
知青要经常聚在一起，当时一个生产队有一两个知青，但是一个公社还是有一百多个。聚会时，有宜宾市的同学，有柏溪镇的同学。聚会采取什么办法呢，当时粮食是有限的，就轮转转会，今天到他那儿，明天到你那儿。其他知青都自己煮饭，特别是女知青，觉得农民家脏，吃不好。轮到我这儿比较恼火，存在吃饭的问题。来七八个人要吃好几斤米，我没法跟房东开口。后来回去跟父亲讲，父亲给了我点钱，转到我这儿时跟房东说好，有八九个朋友要来吃顿饭，除了自己的伙食费，还会多给几块钱。他们还是做得很好，地里的萝卜、红薯尖没有问题，如果有腊肉，还会切几片腊肉。但他们家还是穷，一般早上晚上吃稀饭加红薯，只有中午一顿是干饭。这还是好的时候，有时连干饭都没有。菜基本上没有，就自己种的一点西红柿、丝瓜、南瓜之类，绝对不会去买菜来吃，地里种什菜，吃什么菜。一年起码有一半的时间是没有菜的，桌子上就是豆瓣酱----用生产队分的胡豆自己做的豆瓣酱。如果有客人来，比如我的知青朋友来，房东就会下挂面，面里放一点泡菜坛子里的泡菜水，有点花椒生姜味，盐放重一点，拿面来当菜。当时这都是很待客的了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还是比较讲究，会推豆花。吃豆花算打牙祭了。当时生活状况很差。当知青时，最便宜的纸烟是经济牌，八分钱一包。我基本上抽这种，再后，就是和农民一起裹叶子烟。
回房东家，从左依次是：李幺老爷、樊建川、建川的妻子
知青的奉献与忠诚
下乡后，我基本不回家，干活再苦也咬着牙干，干得很好。送公粮等体力活，没说的。一般的农活，种红薯、玉米、水稻都会。犁田、耙田、栽秧子、打谷子，包括踩草上树，也没问题。踩草上树需要手艺，中间是个木桩，草围着堆得很高，没有手艺的话就会倒。还有用耙子挖泥巴糊田埂，要糊得很严实，避免田漏水。这些比较难的农家活都会做。自己的自留地当年产了七十多斤麦子，我做了四五十斤挂面挑回家去，家里非常高兴，算是我对家里最大的贡献，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。
我还在生产队的面坊做活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麦子出了，做挂面，挑到城里卖给老百姓，给生产队挣点现金，这算生产队的副业。当时没有电，用手在面板上把面和好，一个人踩轮子推动转轮，把面压薄，再把压薄的面切成面条晾起来。我们的工分值很低，好像是一毛二分，干一天活就一毛多钱。还有更低的，几分钱一天的。
当知青有很多艰辛，最恼火的是饥饿。第一年还好，政府按月供应口粮。第二年就惨了，靠挣工分在生产队分配吃伙食，一年能分二百斤谷子，打成米就一百多斤，摊到每个月就十来斤。当然，还能分点麦子、红苕之类的杂粮。当时一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二来劳动强度大，三来缺乏油气，人长年处于饥饿状况，只想吃。有次栽秧子，眼一黑就昏倒在田头了。社员用板板车(四轮人拉车)把我拉到公社卫生院，医生一看就说，啥子哟，没得病，饿的。开了个证明，让我到隔壁供销社买了二两红糖化水喝，就可以走路了。
有次，队里通知到保管室分油，我拿个瓶子直奔而去，到了才知道是空欢喜，原来是按人头一人分一小匙。农民家里一般有五六口人，还可以凑成一点规模，我的那一匙油倒进瓶里，可能会流不到瓶底而黏附在瓶壁。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我接过匙子，放进嘴里，使劲吸人，全咽下了。
生产队保管室里会放一年的种子，像胡豆花生呀，会派人睡在里边守，害怕被盗。当时让谁守都不放心，怕会在里边吃，虽然把粪便撒在花生胡豆上，但剥了皮还是可以吃的，吃了把花生胡豆壳埋起来，也不易发现。生产队就叫我去。我在保管室守了大概一个月吧，没有吃过。
樊建川插队时与同学合影（后排最高者是樊建川）
知青掏粪的趣事
比较特殊的活就是到城里买化肥。这算比较轻松的活了，大家结伴到县城代销社去挑，当时很少尿素，更多是黑黑的磷肥，一个人挑大概一百斤。第二个活也比较轻松：卖东西。比如卖面，生产队规定好价格，卖了后把钱交回生产队，再给你算工分。卖红薯会遇到麻烦，虽然生产队规定好了交多少钱回去，比如八分钱一斤，一百斤交八块钱，但没有人一下把一百斤全买完。买的人会选，把皮弄破，就没有人买了，另外红薯上的泥也会被弄掉，斤数就不够。刚开始做的时候会亏本，会倒贴几毛钱，后来也懂得怎么卖了。先要卖一毛钱一斤，到后面不好的就降价卖六分钱，反正要不停地算账，要把八块钱卖够。当然多卖了，可以算自己的收人。我最希望的是来一个人全部把红娜买光。有一次运气特别好，是一个铁路员工，问了多少钱一斤，然后叫我挑着走，记得走了很远。当时从生产队过江到合江门码头，再到菜市场去卖，这次他让我挑了个通城，挑到宜宾城的另一边，最后还上几层楼。但是还是觉得特别好，省了去算账啊，虽然走了很远，挑了一个小时，但都卖了，比较爽，还有时间在城里转转，看看老同学再回生产队。但只有这一次，其他很糟糕，很费劲，也有赚的，就赚几毛钱。
到县城里卖东西，有农民要你帮着代卖一点他自己的，有一次，就被农民算计了。他家的鸡害了鸡瘟，我不知道，问了要卖多少钱，把鸡放在红薯上面挑着往城里走，鸡在路上就死了，变硬了。当时很吓，得赔人家鸡呀。卖红薯都是五六个人一路，他们都给我主持公道，说，都是瘟鸡了，还叫你给他卖，别管他，回去交给他，我们帮你证明，我们还得骂他。没办法啊，我赔不起啊。后来把鸡给他挑了回去。村民都说，你也不能坑人家樊哥哥嘛，樊哥哥这么老实的。那个农民还狡辩说，我的鸡怎么会是瘟鸡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最后他拿回去吃了。当时穷，会吃瘟鸡。
樊建川讲述知青经历：
生产队里“抢屎”——樊建川在农村插队时的故事
生产队特别需要肥料，但化肥特别紧，我们就去挑大便。当时都是早厕，我在县里边有关系，就去给他们联系。一般的厕所是不让淘的，有的要给钱，会有人守着，比如一毛钱一挑，像交通局、林业局的厕所。当然会尽：淘干的，淘稀的就不划算，几十里路，挑干的可以和草灰或掺其他绿肥，就是比较好的肥了。交通局、林业局的厕所挑过后，他们就求我说，樊哥哥，你去找好的。所谓好的，首选县革委招待所，次选县革委党校。党校不是随时都有，培育干部时才有，粪便特别好，里面不是书记就是大队干部，每天都要吃点肉。县革委的有油气，焦黄。食肉动物的粪便比食草动物的粪便好。臭，就是标准。队上农民形容粪便好的言语，一是油气好重哟，二是紧凑。他们认为黄色的特别臭的就是最好的，宜宾话叫“黄金杠色！”就是黄金一样的颜色且是干的。当时生产队对粪便的要求还是很高的，如果你挑的粪不好，就会说，你挑的粪不臭。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叫王云清，是一个大汉，他对粪便特别有研究，是鉴识粪便的专家，也是谈价格的高手，走进别人厕所，瞅一眼，立刻能判断。
王队长对我特别好，也特别看重我，他们过去挑不到好粪，通过我可以挑到。生产队的人都对我特别好，因为我可以给他们找到好的粪便。有一次挑粪回生产队，我说，哎呀，王队长，这挑我就挑到我的地里去了。他也没说什么，嗯了一下。当时的政策，知青可以在队上的养猪场挑粪。实际上生产队不愿意。
樊建川的知青生活馆
